世界各国各地区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路向。如果说有一只(无形的手)造成了这种区别的话,那么这只隐藏在背后的(无形的手)无疑是各地区的文化传统。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同源头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摩擦乃至冲突,使得教育在其中扮演的作用越发突出。因此,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选择一个更合适的视角去理解教育以及国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成为一个现实存在且极富价值的问题。[1]香港特区的国民教育则是这样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自97年结束长达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后,国民教育在香港的开展就成为必然。但是这些年在实施国民教育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由于历史和现实双重特殊性,使得香港的国民教育呈现出复杂性的特点。
一、香港国民教育的现实状况
国民教育可理解为有计划的教学活动,学习过程既触及对国家民族的认知,亦不乏情感的孕育,旨在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共同信念和价值,并培养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承担精神和国民身份认同。这是一种集体对国家身份认同的过程,是如何使同属一国家的各个群体建立起一种(我们)的意识。[2]就香港特区而言,国民身份认同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因为香港自古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香港特区的国民事、是中华民族所有国民的同胞。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也是建立起种族凝聚力、让香港同胞产生国家认同和培养对国家担当精神的源泉。
(一)香港重视国民教育的必要性
1.特区的特殊情况所决定
地处中国华南沿海地区,并曾经被欧洲列强占据长达100多年,在这期间香港本土的国民教育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过去,我只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但到这里后,我很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 这是2007年英国BBC的记者来到香港国民教育中心采访,并问一名学生是哪里人,这位来自基福小学六年级的林姓学生的回答。香港在回归前,青少年普遍对国家了解不足。当时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的重点,都集中于学科知识的探讨,较少将(培养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作为发展方向,推行力度比较弱,在港英管治下,即便推行,也只能推行英国的国民教育,但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是中国公民,香港不可能进行国民教育。在香港回归前,香港实际推行的是遵守法纪的(好市民教育)。[3] (好市民教育)不一定能完全适应(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地位,香港市民教育急需一次转轨,即走向国民教育。[4]自1997年以来,根据中英政治磋商,回归中国后香港被允许可以维持其许多现存的特色。包括其司法、财政和教育制度,即被称作(一国两制),特区政府仍然保持其原有的制度和特色。从香港的人口种族比例来看百分之九十五为华人、其他则为菲律宾及其他人种,因此,由于长期被殖民的历史情况以及香港社会的人口状况加上其文化传统。特区政府重视国民教育,并花费大力气来做是理所应当。[5]
2.特区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所决定
由于香港实行的是全面开放的特区发展战略,全方位引进外资和人才,这些对香港经济的快速推进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这些政策对特区国民特别是青年人的国家意识及价值观方面所带来的冲击是不可小觑的。回归的十多年年中,香港人在不断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在大陆人眼里,他们是西方;而在西方人眼里,他们是大陆。香港大学发布了一组有趣的数字,它在2006年12月份做了1000多港人的身份认知统计,发现,一半被调查者明确知道自己是香港人或中国人,另一半则模糊地填写(中国香港人)或(香港中国人)。同样是该校的调查发现,与年纪较大的人相比,香港年轻人的爱国爱港程度普遍偏低,国民意识偏弱。[4]可是,伴随全面开放政策一起涌入的西方腐朽思想被处在特殊的身心发展阶段的青年人不加思考的全盘接受,许多青年人甚至抛弃了祖辈们世世代代所信仰的东方价值观。因此,在上世纪末期香港经济出现滑坡以及本世纪初SARS病毒在港传播的时候,大批优秀的有为青年表现出的信心缺失,这无疑给特区政府敲响了反思的警钟,重新认识到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培养青年一代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性。
(二)香港国民教育之实施状况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客观的社会大环境的改变,使得香港进一步确定了国民教育的重要位置,为国民教育的推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学校课程方面的实施
在课程改革中,根据课改内容文件,确立了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并积极推进了德育及公民教育作为四个关键项目之一;(国民身份认同)被确立为课程中五个优先培养的价值观之一。在不同的主要学习领域及常识科目课程中,国民身份认同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为加强学生对本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认识。在课程内容上,加强课程内有关国民教育的元素。在新修订的小学常识科的课程内,加设了(国民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学习范畴;又在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学习领域的不同学习阶段内,增加了帮助学生认识祖国的课题。[4]
2.特区政府一系列的措施
在学校推行国民教育成为重要的教育议题。教育统筹局为此确定了其重要性。此外,教育统筹局还采取了以下方法推动国民教育:提供不同类型的资助计划,如(赤子情,中国心)、(认识中国文化资助计划)等;师资培训方面,帮助教师提供一系列的培训以提高教师对历史、文化、国情的认识;在教学活动方面举行升旗仪式、认识国歌等,最后在合作伙伴方面,加强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部门同民间组织的协作,对学校国民教育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政府在自身的权力和政策方面没有明确的目标,起到作用的还是民间慈善和其他机构的作用。
国民教育关乎的是个人以及集体如何建立对国家的归属感及国家、民族身份认同。在此种理念的支持支持下,香港国民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在于让学生对国家有广泛和全面的认识,从而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之上产生民族、文化的认同最终建立起对国家的担当精神,从而产生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意识和自豪感。应当从: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层面对国民教育的内涵有更深的认识;在政府方面要继续加强和民间组织的合作,并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对内地取得的成就,充分利用起来。[6]
(三)香港国民教育存在的问题
香港无论从历史变革还是经济发展方面来说,对国民教育的发展都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香港之前是英属殖民地,长期接受着殖民主义的(无国籍)教育,淡化国家观念。香港苏浙小学校长孙方中指出,(香港教育的失误表现在年青一代普遍缺乏国家与民族意识,不仅对罗湖桥以北的事物认识浅薄,对自己的民族身份亦感到相当模糊,以致不少青少年只知道自己是香港人,而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7]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青年的国民身份认同逐步增加。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非政治化)的国民教育
对于一些学生而言,他们会从对自己国家文化的接纳和欣赏而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却忽略对国家体制方面的认知。国民教育应帮助学生在建立国家认同的同时使学生明白对国家认同所包含的政治涵义和文化涵义这两方面。[2]但是现在特区政府和主流论述的国民教育,大多是(非政治化)的国民教育,只探讨其文化向度,而回避其政治向度。这种单从文化来讲国民身份,其实是不完整的,不利于建立港人的国民身份。因为一个没有政治向度的国民身份是不完整的国民身份。
2.学校国民教育与生活的脱节
港校目前对国民教育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发展,但是理解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不是一个简单和短暂的过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传统从未间断,而香港地区本来地处祖国的边境,又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有所缺失。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发和利用内地的(红色资源),从之前普遍重视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且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是香港学校国民教育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实施国家认同教育不仅是政府和学校的职责,也是家长和整个社会的责任。如果青少年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在学校接受了正面的认同教育,但家长却忽视对这一教育成果的保持和支持,由于低年级学生认知水平发展的限制,学生对学校进行的正面教育就会产生疑惑,这就非常不利于国家认同教育的开展。而且现在的香港青少年父母,很多是上世纪70、80年代出生的,他们自身的国民身份认同都存在一定意义上的问题。一方面是不关注国民教育的意义;另一方面是自身国民身份认同的缺失。因此,这就从客观上给家庭支持国民教育制造了很大的困难。[2]
二、香港国民教育的(位育)之道
(一)(位育)内涵的阐释
《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学者对其下注脚说:(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因此生物学安所遂生的观点,我们不妨管它叫做(位育)。在西洋演化论之后,生物界才明了所谓(适应)、(顺应)现象。适应现象有两方面:一是静的方面,指生物于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二是动的方面,指生物自身的发育、发展。既(位育)是一切生物的一切目的之所在,那从属生物种群的人类,尤其是进入文化的人类,要求得何种(位育)才是真的(位育)?
(位)者秩序也,自近代中国以来,香港社会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受到至少两次经济危机的影响,这就更加要求香港特区根本上积极寻求发展的秩序。所谓(秩序),从人的角度上来说,即它强调的是当一个人立起来的时候,前后左右的关系自然浮现。自身处在什么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怎么跟他人相处。这都是(位)的意义。 (育)者发展也,是进步。从甲骨文的字体来分析,既是象形又会意,上部是一个倒着的小孩子,下部是肉。于是(育)解释为小孩倒着从肉里出来——妇女的生育过程。只有倒着出生的小孩才是正确的生产方式,倒着生才是(遂其生也)。[8]香港社会自近代中国来,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的迅速发展,并向国际接轨。但是20世纪末以及本世纪初的两次经济危机对特区政府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究其根本则是面对西方文化之冲击,香港缺乏与之应对的文化传统。也只有找到真正的文化传统,面对21世纪的跨文化对话,费孝通教授提出的(文化自觉)的论点,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香港特区寻求发展和进步的(位育)之道。[9]
(二)香港国民教育之(位育)
一切教育都是使人(安所遂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使人得到(位育)。香港国民教育的宗旨是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共同信念和价值,并培养他们对国家的归属感、承担精神和国民身份认同。那么香港国民教育的(位育)之道何在?也就是说我们要将(位育)这一生物学的安所遂生的观点和香港的国民教育结合起来,寻求到香港国民教育的(位育)之道。
潘光旦在193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会的演讲,题为《当前民族问题的另一种说法》。[10]他指出:讲位育,当然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生物的个体或团体,一个是这个体或团体所处的环境。他以先民对付长江黄河之水患来说民位于可以分三种:消极的(生物迁就环境)、半消极半积极的(生物选择环境中的部分加以迁就)、积极的(生物转移或改变环境)。进而讲到:(民族位育问题中生物团体是中华民族,环境是21世纪的世界。我们的问题的本身是:以此民族,入此环境,从民族一方的立场来看,究竟如何能安所遂生?他觉得要做三种功夫:第一,不能不做相当的迁就。第二,有所挑选的接受。第三,我民族几千年的阅历和经验,我们可能的贡献究属在哪里?)。
那么我们讨论香港的国民教育的时候,团体就是香港国民,所处的环境就是香港社会的历史文化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从来不存在单向的影响,只要存在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必定是双向的。香港国民教育既身处于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必定也是符合这一规律。从教育的立场来说,要教育来促进位育的功能,就必须要搞清楚本末宾主,因为教育的对象终究是人,不是历史,不是环境。[9]13
潘光旦先生将民族的位育放在一个大的自然与文化的环境之中,这就是他论述的环境、制度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三者的出现按时间先后是环境、民族、制度。民族首先只受环境的影响,文化则受环境、民族的双重影响,但随着文化的发展,文化开始影响民族,乃至影响环境,于是三者之间互为影响。所以,民族的位育求得,一方面,要考虑具体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又要主动地去改造自然环境,创造新的制度文化。[11]
香港国民教育所处的自然与文化的环境有其自身的特色,要求得其位育。首先是对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理解,自然环境是从空间的角度上来说,包括当局的政治制度,经济环境等等一系列。针对这样的自然环境香港国民教育应采取的对策是扬长避短,充分发挥特区政府的作用,团结社会各界的力量,在人力、财力、物力等各方面给予支持;文化环境则是从横向历史的角度来说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应当采取的策略是(中和)态度,所谓(中)就是实事求是,不偏不倚;(和)即何为和而不同,强调的是同中之异。
综合潘先生对于(以此民族,入此环境)下香港国民教育要寻求到(位育)之道,要做的三个功夫是:第一,对当下香港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环境的迁就,这点要求国民教育要以香港目前社会的环境为基础,不管是社会生活的哪个方面,也不论该文化源于西方文化思想还是东方传统文化。都应当在接受的前提下,渗透于国民教育的始终。第二,对现有文化文化的各个部分加以推敲,有所挑选的接受。这就表现为,当下香港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各式各样,但是有部分是适合社会发展,并且有利于以后的发展的文化。这部分我们就应当迁就,接受它。反之,必定有一些不适合社会发展,或者说不利于以后香港社会发展的文化现象,对于这部分我们应当选择性的排除在外。第三,香港社会多年的文化传统和积淀,可能的贡献会在何处?这里出来之后,不仅会在香港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要是这些文化对于我国内地、澳门、台湾乃至是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那这样的一个层次乃是香港国民教育能达到的最高层次。
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LewiStrauss)说过:(每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以自养。但它应当在交流中加以某种抵抗,如果没有这种抵抗,那么很快它就不在有任何属于它自己的东西可以交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对于香港社会来说,其文化的历史传统应属于中华文化的一支。这是根本,是不容怀疑和更改的。但是,在近代社会的发展中,香港社会又融入了西方社会的文化,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并且延续到现在,西方文化在香港社会有很深刻的痕迹。于是我们现在的国民教育并不是简单的说只要让国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传统本来是什么,并用直接的方式把这个失去或者淡忘的传统找回来就可以达到目的的,香港的文化根基是中华文化,此为历史环境之根,但是近代的西方文化的涌入已经改变了这个根本。并且,已经影响了香港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包括现在的一切空间的物质环境和横向的文化环境。
香港之国民教育在求得其建立学生对国家的共同信念和价值、培养学生对国家的归属和认同的宗旨之上。要能深刻认识当下香港社会的实际环境,包括各个方面的环境,物质的饿、空间的、文化的、历史的。只有基于此认识基础之上的政策和具体实施,不管是什么方式和方法,才是有根有据的。同时,由于环境的差异,香港国民也应当清楚的认识到,香港社会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方面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特区不仅要在国民教育方面培养国民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香港也可以在延续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创造既适合香港社会发展的新文化,这样同样也是在更深的意义上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是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进一步发展。
如果说香港国民教育的(位育)之道是香港国民教育的终极路向的话,那么这种路向至少超越了一下几种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动态与静态的对立,社会性与生物性的对立,传统与西方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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